近期，我院副教授刘生龙、教授周绍杰，博士生潘星宇、张晓明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宛圆渊的合作论文Why i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lining in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urban commuting（为什么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来自城市通勤的视角）在发展经济学顶尖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表。研究使用201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基于潜在城市形态的工具变量，以应对内生性挑战，严谨地探讨了城市通勤时间对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通勤时间的增加是导致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这一发现为理解过去数十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对优化城市规划、提升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研究简介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均经历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上升，一些人认为生育率下降和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是提高这些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手段。然而，与这些发达国家不同，尽管中国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但其劳动参与率却从1990年的73%持续下滑至2020年的60%。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这不仅是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也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 。
本研究从城市通勤时间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利用了2015年中国1%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为克服通勤时间与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如更有能力的女性可能选择住在交通便利但通勤时间较长的地区），本研究采用了基于地理信息和机械性城市扩张模型构建的“潜在城市形态”作为工具变量，该方法显著缓解了地方治理能力等混杂因素的干扰。研究发现，城市通勤时间对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通勤时间（双程）每增加1分钟，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城市间通勤时间的差异可以解释样本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区域差异的约40% 。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对于需要承担育儿责任的女性，通勤时间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相比之下，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由于其不工作的机会成本更高，受通勤时间的影响相对较小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拥有地铁系统的城市，通勤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被大大削弱，甚至不再显著。这表明，丰富的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地铁）能够有效缓解通勤带来的负面冲击 。
尽管通勤时间增加对男性劳动参与同样存在负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显著小于女性，大约只有女性的一半 。研究认为，这与中国家庭中男性通常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分工有关，导致男性对通勤成本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
基本结论
总结来讲，本研究揭示了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延长的通勤时间已成为抑制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估计，在2008至2020年间，仅通勤时间的增加就解释了全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的40%以上。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如何有效利用现有人力资本，特别是女性人力资本，至关重要。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减少城市通勤时间是一项具有重要政策价值的举措。未来的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将优化通勤效率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通过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大力发展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地铁），来缩短居民的通勤时间，并降低通勤时长的不确定性。这不仅能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更是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刘生龙（通讯作者） 国产成人直播-国产性爱直播
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潘星宇 国产成人直播-国产性爱直播
博士生
宛圆渊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张晓明 国产成人直播-国产性爱直播
博士生
周绍杰 国产成人直播-国产性爱直播
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链接
Liu, S., Pan, X., Wan, Y., Zhang, X., & Zhou, S. (2025). Why i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lining in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urban commut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77, 103562. //doi.org/10.1016/j.jdeveco.2025.103562
供稿丨科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