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晔：所谓“邻避”实可规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近年来，因公众担心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前不久，媒体报道，广东博罗民众上街抗议、抵制垃圾焚烧厂项目。今年5月，杭州余杭发生当地群众抵制九峰垃圾焚烧项目。这些群体性事件有的造成社会失序、有的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可忽视的现象。事件成因和影响因素复杂，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不尽相同。针对参与者往往并不反对建设项目本身，但抵制将项目建在自己的社区或城市这种现象，学术界和媒体常常习惯性地称这类事件为“邻避事件”或“邻避现象”。 　　“邻避”是个外来词，据说源自英国，1980年由当时的环境大臣雷德利取自英文“不要在我家后院”几个词的词头字母。“邻避”一词所指的是抵制有负面影响的项目，特别是公益项目，建在自家附近的行为和现象。这些被抵制的项目中，有化工厂、核电站、加油站这样的赢利项目，但更多的是诸如垃圾处理设施、焚化炉、监狱以及某些社会福利设施等公益项目。在一般讨论中，“邻避”通常是指因担心个人利益受损而反对公益项目建设的行为。 　　人们之所以反对这些项目是因为觉得这些项目会影响到其生活品质或经济收益。有的担心空气质量、有的担心儿...

薛澜教授参加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9月10-12日，我院院长薛澜应邀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以“推动创新 创造价值”为主题的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并接受天津广播电视台采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1600余名与会者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如何运用创新为所有人创造更高的价值”。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杨燕绥荣获清华大学第14届“良师益友”奖

9月26日晚，清华大学第14届“良师益友”颁奖典礼在大礼堂隆重举行。校长陈吉宁，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副校长薛其坤，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杨斌等出席了典礼。 陈吉宁校长与杨燕绥教授及学生合影 杨燕绥教授与颁奖学生合影 　　我院教授杨燕绥等40位清华教师获此殊荣。杨老师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曾这样说：“我喜爱教师职业，大学从教33年，成为落根公管家园的一棵草，基于公管理念、方法和团队，改善知识结构和提高教研能力，赶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能有所贡献，我很幸运。而且在清华大学做老师，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学生们做不出来的，我为我的学生们骄傲。当老师真好，在清华大学当老师格外好!” 杨燕绥教授获奖现场 　　我院硕13班的秦勤等20多位同学到现场为杨老师欢呼加油。秦勤同学说，工作中杨老师是一个永远向上拼搏的老师，年过六旬还奔波在国家政策研究的第一线，十足的“空中飞人”。杨老师还曾打趣地说：“你们这么年轻，还学不过我这个老太太?”杨老师这种对学术的坚持与拼搏，让她的学生们也受到了鼓舞，时刻鼓足马力不断向前冲。而在生活中，杨老师又是一个活泼慈祥的妈妈，尽管忙碌但一定会抽时间关心同学们的学习状况、生活的点滴以及未来...

苏竣：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深化校有产业改革

来源：光明日报 2014-9-2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完善学校的治理结构，扩大社会合作。据《2012年度中国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2年底，全国489所高校3478个校办企业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元。但是近年来，屡屡曝光的一些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多数与大学校办产业密切相关，再次将大学校办产业问题推入了公众视野。校有产业既扮演了高等院校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角色，也给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 我国校有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校有产业早期被称为校办产业。校办产业是指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学校所有产业。我国校办产业的发展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六十多年来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本着教育和工农业相结合理念而创建的以学生实习和研究为主的生产经营性机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强调大学教育要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鼓励教师和学生到生产第一线学习和从事研究，高等学校纷纷创办校办工厂，早期以学生生产实习为主，少数从事社会生产经营。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国家逐...

薛澜：政策改革难以推行 有时利在人民弊在特定群体

来源：财经网 　　【财经网9月19日讯】“前些年政策如果做成本效益分析，效益远远大于成本，所以大家都是共同支持改革。现在很多政策利弊都有，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推行”，国产成人直播-国产性爱直播 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在9月18日举行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上致辞表示。 　　薛澜表示，原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达9%-10%，新的经济增长7%-8%，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有几个特点：一是政策问题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很多政策利弊都有，有时候不那么清楚，简单就能看出来是利大还是弊大?或者有时候利很大，但是弊也是非常明显的，或是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 　　二是公共政策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大的社会政策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多，价值观念不同在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也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很多决策政策部门替大家做出利弊权衡就可以执行了，但是现在，对老百姓的利弊权衡不一定完全了解价值取向，不一定能够了解对利益的关切。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公...

薛澜：中国制造需把成本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来源：人民网 2014-9-16 谭翀 　　近日，国产成人直播-国产性爱直播 院长薛澜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就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薛澜表示，要想让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需把成本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薛澜指出，中国的企业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今年中国对外的投资可能会第一次超过外资投到中国来的投资。“换句话说，走向国际市场，对中国很多企业来讲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如何能让中国制造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打造自己的品牌，薛澜认为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怎么样把成本上的优势转变成产品的优势。他解释说，“我们原来的成功，不是靠产品的品牌，更多是靠同样的产品，我们的成本更低，但现在，可能就要能够把这种成本的优势和国外市场的客户的独特需求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在产品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要把硬技能和软技能有效地结合。中国企业的低成本是硬功夫，但把这个硬功夫放在国外新的经济商业环境下，由于对当地的市场、规制体系和文化不了解，很多情况下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所以我们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国外客户的市场，而且要了...

胡鞍钢：中国的最大创新是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制度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9月11日电(记者赵艳红)“‘中国创新’的最大创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创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近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上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舶来品’，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题，应有之意。”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之下的自主选择。 　　胡鞍钢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新的重大认识和重大创新。其背景是国家现代化，即一国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其要素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现代化的治理体系造就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因素作为重要的无形要素，是现代化的发动因素和推动力量，因此也意味着改革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 　　关于国家治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国产成人直播 潘维教授在会上提醒说：“不能把制度自信变成制度迷信，一个成熟的...

胡鞍钢出新书：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

来源：光明网 　　“‘中国之路’正在不断验证‘邓小平预言’。‘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学者胡鞍钢的一番话令人振奋。他认为制度竞争是国家间的本质竞争。中国最大的创新是在人类历史上创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使得中国从世界性现代化的落伍者，发展成追赶者，直到成为今天的引领者和贡献者。 　　9月9日下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行。此次出版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胡鞍钢“当代中国研究系列著作”中的又一力作。胡鞍钢在此书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首先，“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中国能够更灵活地调节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加快政府转型，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其次，“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中国能平衡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助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扶持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此外，“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中国根据本国国情，依照“激励相容”的原则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即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又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的创造力。 　　为了检验中国国...

胡鞍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

来源：新华悦读 2014-9-10 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部书最大的背景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尽管这一讲话的公开信息只有不足2000字，但是信息量也非常大，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大方略。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重大政治命题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国情的、国际视角的深入研究。 　　所谓理论的，就直接涉及到国家现代化理论、国家制度理论、国家能力理论等。这些理论不是主要基于西方的理论，还是基于中国人创新的理论，如基于中国学者张培刚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又如基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与战略，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更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样，我也与王绍光、周建明等提出国家能力理论、国家制度建设理论等，进一步阐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是“舶来品”，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题，应有之意。 　　所谓历史的，就直接涉及到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制度创建、改革时期的国家制度重建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从何而来？它不是从西方照搬而来，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二）

来源：观察者网 2014-08-1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后者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D·盖尔·约翰逊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革命，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1] 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国情背景与历史背景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村的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对此，邓小平曾作了解释。他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面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多，而农村人口多则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贫困线1978年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至少在7亿人。如果在农村地区发动改革就会使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建国以来党内对农民的看法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富民论”，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另一种是批判富民路线。195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朱德在庐山会议中南组谈到，要认识农民还是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